[44]参见谢士文：《认真贯彻实施宪法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育》，载《河北法学》1993第6期。
(26)参见[日]松本博之：《日本人事诉讼法》，郭美松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1页。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人民法院要求擅长沟通调查、熟悉村(社区)事务、具有基层工作经历和适宜家事纠纷处理的人员担任家事调查员。
家事调查官调查的事实供法官在处理家事纷争时参酌。家事调查员制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称谓不一，有的称家事法院调查官制度，有的称家事调查官制度，有的称专家评估制度或专家评估员制度。(27)参见刘敏：《论民事诉讼当事人听审请求权》，载《法律科学》2008年第6期。在离婚或分居后父母无法就子女的安排达成一致等私法案件中，英国的儿童和家事法庭咨询与支持服务机构的经验丰富的社会工作者被法院指定为家事法庭顾问(Family Court Adviser)，他们的工作是向法院提供必要的信息，以便法院作出关于孩子与谁生活或与谁共度时光的安全决定。(二)家事调查员的委托 在家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如果有调查事项需要家事调查员进行调查的，审理家事案件的法官根据家事案件的性质、家事调查员的知识背景和专业技能等因素，在本院或者上级法院的家事调查员名册中委托合适的家事调查员进行调查。
家事调查员可以采取下列方式进行调查：(1)与父母、儿童及其他有关人员面谈沟通交流，观察子女与父母或其他照顾者的关系。从我国家事审判方式改革过程中各地家事调查员制度的实践探索情况来看，家事调查员制度在我国具有可行性。这里的社会既包括单位、企业，也包括保险管理机构。
所以，宪法在有关积极权利性质的基本权利规定中，仍应明确权力的边界，防止国家对公民尊严、价值的亵渎与侵犯。[2]许志雄：《宪法之基础理论》，稻禾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14]当然，如后面所要提到的，这一境况也在改变之中，各国的法律和政策也越来越朝着人道、博爱的趋势发展，这是弱者的福音，也是人类的福音。其与传统自由性质不同，却同为追求人格健全发展上所不容或缺者，应为人民所享有。
其二，现代社会的富足生活是世世代代努力积累社会财富的结果，并不是现世少数社会精英独力而为。对流浪乞讨、遭受遗弃等生活无着的老年人，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救助。
[34]但从人权的发展历史而言，恰是因为社会权的出现才使得权利的受益功能得以凸显。因此，国家应以征税方式来支付这种‘公共支出。前者开辟出了一个私人领域，而后者是再分配税款。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张世雄先生指出：国家的进一步扩张，是在由社会保险转型到社会安全制度的几个步骤完成。
三、社会权是一种受益权利 任何权利都必然内蕴着利益，而这种利益就是好处、便利。[11][美]雅克·布道：《建构世界共同体：全球化与共同善》，万俊人、姜玲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大致说来，这包括由国家主导的社会权受益路径和由当事人参与的社会权受益路径，在法律制度上，即表现为社会保险制度与社会安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但另一方面，也正如伯林他们所指出的那样，一旦国家可以通过整合资源、重新分配的方式介入基本权利的实现过程，则人们就可能成为直接依附于国家的奴仆，听任国家上下其手。
在南非，并非公民的永久性居民被法律排除在某些社会保障权利之外，但南非宪法法院认为，《南非宪法》第27条第1款所规定的人人享有社会保障和社会援助的权利不允许将这一权利仅限于公民。前者包括财产权、契约权，当然也包括免受警察刑讯的权利，后者包括获得食品券的权利、住房补助以及最低生活保障费。
在以往，人们曾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放任市场的自发调节，然而，其结果是贫富悬殊、社会动荡，在这种情形下，社会公平、分配正义的主张俨然成为社会共识。可见，弱者的身份是获得社会权的最根本的前提。
综括上述身份上的类别，大致可以确定这样几类弱者：一是生理上的弱者，包括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残疾人等。（2）男女平等权（第3条）。第四，承担义务的主体不同。在社会安全制度下，所考虑的主要因素是当事人缺乏生存能力，因而为他们提供生存的保障。有关这一点，国内学者程亚萍有一段极为清新简明的论述，值得引用，她指出：具体到个人以共同体成员的身份享有社会权的理由：其一，每个人作为社会成员对现有的物质资源有同等的使用权。特别重要的是，该条第3款规定：残疾标准由国务院规定，说明是否残疾以及是否属于残疾人，奉行的是全国统一的国家标准。
[33]当然，受益权并不止于社会权，人权首先关注的是国家与其所属人民的关系，个人与群体是人权的受益者，而国家则要承担相应的义务。既然继承于前辈，就没有理由让少数弱2021年第4期者在贫困面前自生自灭，他们有分享人类文明与发展成果的资格。
1962年通过的《外国人与本国人社会保障同等待遇公约》（第118条）则在此基础上，将同等待遇的范围从工人赔偿扩大至各种社会保障。进入专题： 社会权 身份权利 积极权利 受益权利 。
这一界定意味着：凡具有此身份者即拥有此权利。[24]可见，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在国家职能上的确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它也表明了权利类型上的多样化与差异化。
……社会保险的保费计算，虽然自始就逐渐与风险高低的计算脱离直接关系。胡玉鸿，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亦即每个作为社会的成员，都是潜在的受益者。[39]《2001年国际劳工大会第89届会议报告之六——社会保障：问题、挑战与前景》，载国际劳工局编：《社会保障：新共识》，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例如国际劳工组织就特别强调：那些缺乏社会保护的人员往往属于社会中的经济上脆弱的部分。可见，并不是权利构成身份，而是身份附着权利。
同时，在国家掌握了巨大资源之后，如何来对其加以控制和约束也令人担心。现代的受益权，则兼指工作权、生存权等积极的权利在内。
从这个角度说，积极权利意义重大，国家的责任不可或缺。对于上述弱者，法律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责令国家提供一定的机会或者物质帮助，补足他们因为劣势地位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从而使社会权的受益功能真正得以彰显。
他们彼此承担的第一种义务是安全与福利的共同供给。申请人至少必须满足某个条件，如生病、年老或失业，才能得到福利金。根据社会契约理论，人们让渡自然权利组建国家，本身就是为了结束自然状态下的无序与暴力，而谋求更加安全、幸福的生活，因而为人们谋福祉可以认为是政府的天职。[25]说到底，一个文明、人道的国家必须为其民众提供最为基本的生存条件，保证每个人都能过人一样的体面生活。
例如《经济、社会和文化公约》确认了十项社会权，包括：（1）人民自决权（第1条）。当然其中如人民自决权更多地属于政治层面的权利，男女平等只是一个法律原则，或严格说来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子项。
综上所述，社会权是个人以其成员的身份所享有的一种资格。那么，将社会权作为积极权利，会影响到其权利的属性与效力吗？在学术界，对于社会权的诸多质疑，实际上就是担心在积极权利的架构过程中，国家这个必要的恶会走上前台，扮演为人民谋福祉的主导地位的角色，如此一来，不仅使原有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制度设计顷刻崩塌，私人领域也逐渐地国家化、政策化和法律化。
[2]《世界人权宣言》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制定，更在国际层面上确立了社会权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一个残疾人缺乏必需的体能来和别人进行竞技性的运动，一位老年人也不可能像年轻者那样通过劳动来获取自己的生存条件，所以，法律在平等保护的同时，还应当实现倾斜性保护，即对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的人给予特别的关怀与救助，这在我国宪法中也不例外。
